[转贴]----美留学生对DL集团宣传员踢馆纪实—公共外交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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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冲突]美留学生对DL集团宣传员踢馆纪实——公共外交的思考(转载)
本文由 loveskill 在 2008-4-28 06:31 发表于: 倍可亲.美国 ( backchina.com )


这是一篇美国的留学生写的文章,转帖至此.希望引起大家的一些思考:到底怎么和外国
人交流?我们身上的有些习惯到底是有助于争取西方国家人民理解还是破坏了自己形象?
　　
　　
　　
　　
　　4月21日晚上，一位朋友告诉我，达赖集团的人要来USC演讲。我去学校的网页上一看，
　　竟然确有其事：达赖任命的寺院住持Khen Rinpoche应电影学院Lisa Leeman教授的邀
　　请，将于4月22日举办西藏文化讨论会。达赖集团影响力的扩大，就是对中国软实力的消
　　减，身在USC的中国留学生总不能熟视无睹吧？我和几个朋友约好一同去参加这个西藏文
　　化宣讲会，为的是以合适的方式让人们知道西藏的真相。到了现场才发现，170人的大厅
　　里，中国学生占了一半还多，其中有许多我熟悉的脸庞。在事关国家尊严关键时刻，我
　　们的人是不会缺席的。
　　
　　
　　
　　我看了一下宣讲会组织者的介绍材料。Khen Rinpoche于20世纪60年代初离开西藏，此后
　　在长期在印度学习藏传佛教并进行传教活动。此次来美国的目的，一是为了宣讲“保护西
　　藏文化和藏人信仰”，二是为争取“十一世班禅”的自由而努力。Lisa Leeman教授先做了
　　一下自我介绍，谈到了她曾在中国传媒大学交流访问的经历，还说“I love China, and
　　I love Tibet”，表示希望今天的讨论会成为持不同观点的人对话的渠道。Khen
　　Rinpoche的英语谈不上多好，我们凑合着可以听懂。他首先谈到西藏人对信仰的虔诚，
　　谈到佛教教义中朋友与敌人的相互转化，以及对愤怒的抑制。而后话锋一转，说“西藏在
　　1959年前是个独立的国家”，声称1959年中国军队大举入藏后，他们僧人的信仰得不到保
　　障，以致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出走印度，后来成为印度公民。接下来他又提到，达赖挑
　　选的班禅得不到中央政府的承认，却在中国政府的控制下“消失”了，他的父母被“囚
　　禁”。他希望能够得到些支持，解决“十一世班禅”得不到承认的问题。
　　
　　
　　
　　在此我简要地介绍一下“十一世班禅”的问题。十世班禅于1989年去世后，中央政府将选
　　定新班禅作为与达赖和解的契机，尝试着与达赖进行沟通。从八世达赖时期，清朝中央
　　政府就确定了金瓶掣签制度，从九世达赖开始实行。在世的达赖负责主持选择班禅转世
　　灵童，请注意，达赖应该起到的作用是“主持”，就是打卦“推算”出转世灵童诞生的地
　　点，而后派高僧前往探察，找出几个转世灵童的候选者。但历代达赖喇嘛都无权指定谁
　　是转世灵童，因为确定转世灵童的最后一步是在大昭寺的释迦牟尼像前对候选者进行“金
　　瓶掣签”。抽签产生的候选者被认为是佛的旨意，被确定为转世灵童的正身。中央政府的
　　初衷是：由西藏的高僧们打卦找出几个候选者，也请达赖提名一个候选者，而后进行金
　　瓶掣签，确定的班禅转世灵童双方都予以承认。这个想法本来是不错的，但中央政府派
　　出与达赖换信的恰扎活佛（原全国政协常委﹑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日喀则扎什伦布
　　寺民管会主任，灵童寻访小组组长）与达赖串通一气，让达赖不经过金瓶掣签、直接指
　　定了班禅转世灵童。这样做的用意也很明显：一来达赖想向世人昭示新班禅的地位是他
　　给的，提高他的政治地位；二来他选定的新班禅可以成为他的政治工具——这一手很
　　“阴”，如果新班禅反对达赖集团，就面临丧失地位合法性的危险，而新班禅与中央政府
　　之间一旦产生矛盾，便会在达赖这个催化剂的作用下迅速升级。中央政府在震怒之下，
　　宣布不承认达赖指定的班禅转世灵童，而让西藏的高僧们举行金瓶掣签，从其他的几个
　　候选者中产生了官方承认的十一世班禅。达赖指定的“十一世班禅”自此从公众视野中消
　　失，但凡有媒体询问相关问题，政府的统一回答口径是： “他正受到保护”，“他正在某
　　个地方上学”。而与达赖串通的恰扎活佛以“泄漏国家机密”的指控遭到起诉，被判处6年
　　有期徒刑。以上内容参考自全国政协副主席阿沛.阿旺晋美就西藏问题接受香港传媒记者
　　采访时的谈话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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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en Rinpoche长达20多分钟的讲话以“还西藏和平，给人民以信仰自由”而告结束。接下
　　来进入了讨论阶段，在场的观众在Lisa Leeman教授的主持下，可以轮流向Khen
　　Rinpoche提问。其实，我们这些中国留学生参加这场讨论会的主要目的，应该是让美国
　　公众认识一个真实的西藏，并启发他们去思考。只要压制了达赖方面的影响力便圆满达
　　到了目的。而就实际情况来看，尽管我们都怀着赤诚的爱国精神，但队伍中有些人太不
　　冷静，尤其缺乏公共外交的技巧，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对手的影响力，却也伤害了
　　中国留学生团队的形象，可谓“歼敌一千，自损八百”。因为这是USC的中国留学生第一次
　　与达赖集团的对手过招，有些失误在所难免。但是通过这次较量，我们知道了对手的策
　　略和技巧，也深刻认识到团队的不足。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促使我对公共外交的策略进行
　　了深刻而严肃的思考。
　　
　　
　　
　　第一个发言的中国同学明显缺乏公众场合的社交技巧，本来是要提问的，但上来就介绍
　　了一番历史，西藏在元代就属于中国云云……发言冗长而中心不够突出，缺少具体事例的
　　说明。最后Leeman教授不得不打断他的发言。不要说在场的美国观众，就连我们的人也
　　听得坐不住了：这样的辩论显得太苍白无力了。在公共外交中，最忌讳的就是用自己的
　　思维去套别人的思维。美国人喜欢平等的讨论，上来就是一番说教怎能让人心里舒服？
　　何况美国观众的主权观念未必见得与我们一致，他们没有站出来反驳也算是客气了，但
　　心里未必赞同。试想一下，如果真有个好事的站起来问：“爱沙尼亚从前是苏联的领土，
　　现在不也独立了吗？”这岂不是让人很难堪？公共外交最基本的原则，是根据交往对象的
　　特点决定采取何种交往手段。正如卡耐基所说：“想吃鱼，就先问问鱼想吃什么。”你传
　　递的信息切合交往对象的思维方式，才能有效地引起共鸣，达到宣传我方主张的目的。
　　如果仅仅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不建立一个交集，那么说再多的都没用。“文化大革
　　命”时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天天用外语播送《毛主席语录》，哪里起到什么作用？
　　
　　
　　
　　Khen Rinpoche重弹一遍仁爱和信仰自由的老调就把这个发言的同学打发回去了，而且强
　　调“中国对西藏的占领让怀有信仰的藏民缺乏安全感，导致自杀事件”云云。遗憾的是，
　　接下来的几个问题也未能有力地打破局面。其实我们真不能小看对手，这位活佛的英语
　　虽然不那么标准，但是几个回合下来，我便发现他受过专门的公关训练，在一些地方相
　　当有外交手腕。但凡遇到敏感的政治问题，他便将话题转移到“仁爱之心”、“压制愤
　　怒”，看似答非所问，实则暗度陈仓：这种煽情策略十分适应西方人的价值观。一些留学
　　生上来就谈历史、谈主权，正中了“仁爱”的圈套——西方民众厌恶暴力，他们会想当然地
　　认为中国对西藏主权是靠暴力镇压维持的，而“仁爱”意味着中国要做出让步。达赖集团
　　的活动毫无疑问怀有政治目的，达赖本人频繁与西方政界领导人会面，并担任西藏流亡
　　政府的领导，显然也把自己看作政治领袖。但是，Khen Rinpoche在讨论会上一再回避政
　　治话题，而主持讨论的Leeman教授也宣称“这不是政策讨论会，而是为了消除分歧。”在
　　这种环境下，我们队伍中的一些人提出尖锐的政治性的问题，不但收不到预期效果，反
　　而容易给美国观众留下心胸狭窄、带有偏见和泛政治化倾向的印象。据我观察，达赖集
　　团为了维持政治影响力，专门培养了这样一批游走于西方世界的政治和尚。他们熟悉西
　　方价值观，尤其懂得如何用“宗教自由”等“非政治”的幌子掩盖其伪装得极好的政治意
　　图。整个讨论会中，Khen Rinpoche没有提到一句“让西藏独立”，只是反复提到维护藏人
　　的权利，这恰恰是达赖集团的手腕。陈水扁追求的是“明独”；而达赖集团追求的则是“暗
　　独”：起先可以不要独立的名分，却要求大得惊人的“自治权”，要求中国军队撤出西藏，
　　把除国防外交之外的一切权力移交给“藏人的政府”。还是达赖的哥哥说得更露骨一些：
　　先争取自治权，再把汉人赶走。
　　
　　
　　
　　Khen Rinpoche比我们的人有经验，在整个发言和回答提问过程中一直带着微笑，故意给
　　美国观众留下“爱和平”、“讲仁爱”的形象；而一些中国留学生声色俱厉的盘问，反而给
　　人以咄咄逼人的感觉。即使自我感觉好像占了上风，形象却大大失分。其实，外交场合
　　的礼仪十分重要，即使要重重出手，也要讲点游戏规则。慷慨激昂的控诉并非时时有
　　效，外交的高手们常有将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本事：周恩来和葛罗米柯的微笑，往往是
　　极有杀伤力的。
　　
　　
　　
　　眼看讨论会上的气氛对我方不利，我便站住来提问。一方面要避免让美国观众认为我方
　　泛政治化，另一方面又要启发他们思考一些问题。于是我面带微笑，热情地对活佛提
　　问：“Khen Rinpoche先生，我想和您探讨两个历史问题。“达赖”是“海洋”的意思，“喇
　　嘛”是“上师”的意思。这个尊号是中国皇帝册封的。如果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达赖喇
　　嘛为何不放弃这个尊号啊？我的第二个问题是，达赖喇嘛在1955至1959年间是全国人大
　　副委员长，如果他觉得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为什么接受中国中央政府的职务，而且
　　在这5年间都去参加人大会议？”
　　
　　在场的美国观众留露出一些惊讶，这正是我的目的——要用最简洁的语言传递最有效的信
　　息。这些事实是美国观众不了解的，会促使他们从另一个角度思考西藏问题。而且，美
　　国人的道德标准与中国人不同。《三国演义》里官渡之战的章节中有一段曹操与前来投奔
　　的许攸的精彩对话：
　　
　　攸曰：“公今军粮尚有几何？”操曰：“可支一年。”攸笑曰：“恐未必。”操曰：有半年
　　耳。”攸拂袖而起，趋步出帐曰：“吾以诚相投，而公见欺如是，岂吾所望哉！”操挽留
　　曰：“子远勿嗔，尚容实诉：军中粮实可支三月耳。”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
　　然也。”操亦笑曰：“岂不闻兵不厌诈！”
　　
　　曹操善于使诈，在中国至少也有“奸雄”之称；而美国人最厌恶的就是“诈”，可能认为他
　　连“狗熊”都算不上。言行不一在美国社会被认为是很严重的道德问题，一个人的言行不
　　一一旦被戳穿，影响力就要大打折扣。我在这里点出达赖喇嘛自相矛盾的言行，就是鼓
　　励美国观众去思考达赖的虚伪和政治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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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en Rinpoche赶忙辩解道，“达赖喇嘛”的称号是蒙古皇帝给的，和中国皇帝没关系。而
　　事实是：1578年格鲁派宗教领袖索南嘉措到蒙古传教时，被蒙古首领俺答汗授予“达赖喇
　　嘛”的封号。俺答汗曾被明朝封为“顺义王”，可他自己从未称“皇帝”。1653年清朝顺治皇
　　帝沿用此封号，正式册封五世达赖。Khen Rinpoche为了回避问题，只好编点故事糊弄一
　　下观众了。至于达赖在人大任职之事，Khen Rinpoche更是顾左右而言他，故意打一场太
　　极拳，把观众的注意力转移到1959年的动乱和西藏人权的问题上去。
　　
　　
　　
　　Khen Rinpoche还提出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新颖观点”：如果中国放弃对西藏的统治，中
　　央政府就不必担心藏人的贫困问题。而且中国的陆地边界就不再与尼泊尔和印度接壤
　　了，这样中国就会减少很多领土纠纷和邻国矛盾。有一个美国女生提问：你说西藏现在
　　仍然很贫困，如果你们执掌西藏，将采取何种措施解决贫困问题呢？Khen Rinpoche对这
　　个问题显然有些为难，还是把话题围绕在“信仰自由”上——如今达赖流亡政府驻地达兰萨
　　拉的经济还不见起色，让他们对整个西藏的经济提出建设性意见实在有些勉为其难。
　　
　　
　　
　　一个穿红衣的女生是CSSA（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负责人之一，她的问题很有技巧：
　　“您刚才谈到了很多让人们和平相处，我深表赞同。可是为什么这些图片看起来如此暴力
　　呢？”她随即展出了3月14日拉萨暴乱的一些照片，而且着重说明藏族医生为保护汉族群
　　众被严重打伤的那张照片。她问Khen Rinpoche，既然佛教主张和平和仁爱，为何所谓的
　　佛教信徒会崇尚暴力，做出这等事来？　　
　　
　　
　　Khen Rinpoche巧妙地回避了对他十分不利的话题。他说，事物都有两面性，你看到了明
　　亮的一面，就看不到阴暗的一面；反过来说也一样。现在我们需要更多地去了解事情的
　　真相，不能光看来自一面的消息。Leeman教授也出来解围，她说实在无法鉴定这些照片
　　的真实性，因为中国政府不允许西方媒体在西藏进行自由采访，她作为一个纪录片的制
　　作者不太理解这些——如果媒体不自由，那么没有人会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一点是值
　　得我们深刻思考的，尽管西方媒体并非如自我标榜得那样“客观”、“公正”，但西方民众
　　仍然十分看重媒体的独立性和采访自由。中国对媒体进行管理和引导有充分的理由，但
　　应该侧重于“引导”而非“管制”，而且对于境外媒体，不能完全套用对国内媒体的管理方
　　式。从长远来看，对境外媒体在中国的采访，应遵循“有效管理、稳步放开”的原则，既
　　要利用这些媒体的影响力提高外国民众对中国的了解程度，还要防止境外媒体对社会稳
　　定造成消极影响，这是个复杂而艰巨的工作。但不管怎么说，不应简单地将境外媒体拒
　　之门外。这些媒体得不到第一手信息，便倾向于胡乱猜测、捏造新闻。3月14日的拉萨打
　　砸烧抢事件中，武警官兵采取了高度克制的态度，这本可以成为回击“中共暴力镇压”之
　　说的有力工具。但当时政府以“保护人身安全”为由将境外记者迅速转移出拉萨，事实上
　　失去了一个进行对外宣传的有利机会。吸取了这次的教训，今后政府在处理公共关系方
　　面会积累有理的经验，变得更为开放、理性和成熟。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尽管达赖集团与西藏青年大会等组织保持着联系，但在公开场合却
　　与其刻意保持距离。有位留学生问Khen Rinpoche对藏青会发动恐怖袭击的主张作何看
　　法，Khen Rinpoche当即表示不赞同暴力行径，应该以和平手段解决西藏问题。这也显示
　　出达赖集团的公共外交策略：与一个主张暴力的团体划清界限，更有利于他们保持“和
　　平”、“非暴力”的公众形象，客观上更加有利于获得西方民众的同情和支持。这样的“红
　　脸”还是值得一唱的。
　　
　　
　　
　　让中国留学生队伍严重失分的有两件事情。一个留学生问了个很不恰当的问题：“你觉得
　　希特勒是个好人吗？为什么有人把达赖和希特勒联系在一起？”这个问题带有强烈的主观
　　色彩，在逻辑上也站不住脚：希特勒从来都是赤裸裸地主张暴力，而达赖至少目前还是
　　标榜“和平路线”的。一些西方民众的确在西藏问题上带有无知和偏见，但我们绝不能以
　　无知和偏见作为反击的方式。西方社会讲究平等话语权：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捍卫
　　你说话的权利。粗暴的言论不但不能有力地打击对手，反而暴露出自己对事物缺乏深层
　　次的了解，而且不够冷静、不够理性。这样又怎么能达到传播真相、扩大影响的预期效
　　果呢？
　　
　　
　　
　　坐在我身边的一个朋友扔了瓶矿泉水，砸在大厅前的黑板上，让在场的所有观众大吃一
　　惊。随后校警将他带出大厅。这个瓶矿泉水的影响很糟糕，一下子破坏了讨论会和平辩
　　论的气氛，也让我们的队伍十分难堪。更重要的是在场的有纽约时报的记者，如果让负
　　面影响迅速扩大可就太不妙了。后来我得知，他的朋友是成都某医院的医生，曾亲眼目
　　睹一个喇嘛嚣张地在医院门口殴打行人泄愤，直至警察到来。流了很多血的行人随即被
　　送进医院抢救。想到嚣张的喇嘛，想到3月拉萨的暴行，他觉得Khen Rinpoche谈了半天
　　的“和平”实在是太虚伪了，一时未能控制住情绪。于是我们设法与纽约时报的记者取得
　　联系，让这位朋友给记者发了一封邮件说明原委、表示歉意，并表示和平对话才是消除
　　偏见和分歧的正确途径。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够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这件事情的教训
　　是：我们在公众场合要保持冷静，即便与对方存在分歧也要摆出对话的姿态来，千万不
　　要让别人认为你是非理性的激进分子——否则即使你表达的是有道理的见解，别人也不会
　　认真倾听。有组织有节制的集体行动，效果要比自由开火好得多。留学生团队初次与对
　　手过招，组织尚不周全，纪律性明显不足，这是有待改进之处。
　　
　　
　　
　　Leeman教授有些遗憾地说，本想听到更多不同的声音，无奈今天的提问有些一边倒，大
　　家还是问些与政治无关、关于西藏的文化和信仰的问题吧！
　　
　　
　　
　　这次讨论会上的较量让我意识到了公共外交的重要性。西方民众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是
　　几十年一贯的宣传效应积累所致，绝非短时间内可以消除。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
　　融冰客观上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政府开明的外交政策会起到重要作用，但仅有这些
　　是不够的，以民众主导、以文化交流为载体的公共外交是让西方社会了解中国的重要渠
　　道，其作用无可替代。尽管某些西方民众对带有中国误解和偏见，但只有对话才是解决
　　问题的根本途径，切勿在中国民众与西方民众之间制造严重的对立情绪，这只会起到适
　　得其反的效果。从前苏联只重视政府外交，而不鼓励公共外交，使得苏联民众与西方民
　　众间没有对话途径。这便是丘吉尔所说的“铁幕”Iron Curtain，苏联关闭国门、不开放
　　的姿态，恰恰给了给了西方肆意妖魔化苏联的机会。在美国影视作品中，从冷战时期的
　　反间谍片到近年来的《追击红十月号》和《兵临城下》，苏联人的角色大都缺乏人性、冷酷
　　无情；《空军一号》更把共产主义者塑造成恐怖分子的形象。在这些带有强烈意识形态的
　　影视作品的“洗脑”之下，美国民众对苏联及其社会制度有什么样的看法就可想而知了。
　　其实他们并不了解苏联，就像他们并不了解中国一样。如果他们能看看《这里的黎明静悄
　　悄》这些电影，读一读鲍里斯.波列伏伊和肖洛霍夫的作品，也许会对苏联人的价值观和
　　精神状态有更深刻的了解。苏联缺乏公共外交带来的问题是我们的前车之鉴，今天的中
　　国一定要避免类似事情的发生。一定要通过大量的对话逐步增加西方民众对中国的了
　　解，在此基础上逐步消除误解和偏见。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一度宣传共产党是“杀人放
　　火”、“共产共妻”的暴徒，可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解放军所到之处与老百姓打成一
　　片，自然令谎言迅速破产。可见交流是解决认识问题的有效渠道，对手的谎言一旦被戳
　　破，他就会再没有力量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开辟更
　　多与西方民众对话的途径，让他们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真实的西藏。达赖能派人到处
　　办宣讲会，数量庞大的海外华侨、华人就不能做点儿什么吗？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全
　　球范围内的圣火传递遭到“藏独”分子的阻挠，客观上却唤醒了海外华侨、华人的国家意
　　识和尊严意识。如果能将这些能转化为投身于公共外交的积极动力，从长远来说对改善
　　中国的国际形象将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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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公1945年参加八路军，与苏联红军并肩作战解放东北。在我的祖籍地山东莱阳，
　　相邻几个村子里参加解放军的有上百号人，活下来的只有我的祖父和另外两个人。战争
　　的残酷何止九死一生？可是他们从未退却，以勇气和毅力战胜了对手，赢得了今天的和
　　平。今日的公共外交，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你不占领宣传阵地，你的对手就会来占领。
　　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又怎能退缩？
　　
　　
　　
　　公共外交中的较量与战场上的较量一样需要勇气和智慧。在革命年代，中国人积累了丰
　　富的武装斗争经验；而今日的公共外交是一种和平的斗争形势，即要团结民众、结交盟
　　友，又要传播真相、孤立对手。所以，在开展公共外交的过程中，必须首先深入了解西
　　方民众的价值观，然后通过他们认可的、可以接受的方式传递我们的理念。达赖集团很
　　会施展手腕，他们整天宣扬藏人贫困、没有宗教自由……利用民众同情弱者的心态博取他
　　们的支持。中国的公共外交仍处于起步阶段，我们要根据对手的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策
　　略，积极主动地争取舆论阵地。
　　
　　
　　
　　在辩论中，你无法用你的逻辑说服对方，最有效的手段是用对方的逻辑打倒他自己。这
　　就好比摔跤中的借力打力，对手若用蛮力相搏，你就故意使个绊子，让他在发力时突然
　　失去平衡，用自己的力气把自己狠狠摔倒。针对达赖集团的宣传方式，合适的策略就
　　是：你讲人权，我亦讲人权；你讲自由，我亦讲自由。但我要用你的逻辑，证明你鼓吹
　　的是伪人权、伪自由，证明你不是真为民众服务、而是出于政治目的行事。你说你们要
　　保障藏人的宗教信仰，那么达赖为什么禁止流亡藏人信仰“雄天”？你说要保障人权，那
　　么搞大藏区、把在西藏的其他各族居民统统撵走，是不是搞种族隔离，是不是侵犯人
　　权？攻其所必守，乃兵法之上策。只要戳穿对手的幌子，揭示了实质性问题，就消灭了
　　他们的影响力，达到了最大限度维护国家利益的目的。　　
　　
　　
　　中国对外宣传的方式和水平尚不能满足实际需要，迫切的问题一在于手段不足，二在于
　　不了解西方民众的思维方式。去新华社的英文网站上一看，大块的文章就是把中文的社
　　论翻译成英语，党八股式的行文让我们中国同胞都望而生厌，又怎么能够深入影响西方
　　国家的民众呢？看来中国对公共外交的认识水平和重视程度都需要提高。另外，既然西
　　方政治势力可以通过对媒体施加影响的方式制造对中国的偏见，中国为何不能在海外扶
　　持亲华媒体、释放自己的声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