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不曾想到,就是这次临时性质的办公会议成就了日后响当当的苏-27出口热潮和苏霍伊集团的今天。” 每当连切尔瓦科夫回忆起这一段时,依然难掩兴奋之情。
在会议上,他领受了非常重要的任务,其中的第一和第二项分别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教会西蒙诺夫和其他几位总师怎么用中文打招呼;以及打听清楚中国空军代表团的行踪和他们下榻的地点……
双方震动的决定
1990年4月23日,时任中国总理李鹏前往莫斯科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雷日科夫就双边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会谈。
在这次会谈中,雷日科夫向李鹏表示,苏联愿意就动力设备(火电、水电、核电)、冶金工业和石油、天然气开采与中国展开合作。李鹏则提出恢复和扩大两国在航空、航天技术领域的合作,并且同意以政府贷款的形式向苏联提供食品和日用消费品换取莫斯科同意向中国出售航空技术装备。
随后不久,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就迫不及待地准备自己的北上之旅。就在他率领的大型军事代表团访问苏之前,阿尔巴特军区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准备工作。苏联总统军事总顾问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亲自参与接待工作的安排,和会谈事项的细则准备。甚至连一向不爱打理军事外交事务的外交部也积极参与这一次的任务。
斯摩棱斯克广场的工作是那么的细致,居然找到了刘华清上将当年在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的学习时的一些资料,并制作了复印件作为礼物送给了刘。
不过,也许是他们的工作做的过于细致,还找到了海军喀琅施塔德训练基地“十月革命”号战列舰上的一份档案,里面记载说刘华清将军本人似乎非常喜欢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出产的第17号埃森图基矿泉水。因此他们在刘参观访问的途中,总是在他居住房间的冰箱里事先放好满满一冰箱的叶先图基市生产的这种矿泉水。
但是这种做法显然没有考虑到东方人的性格特点,那些辛苦准备的矿泉水几乎没有被动过。许多年以后,当中俄军事合作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俄国人才发现这是因为两个国家人民的性格不同造成的问题。在中国,去做客的时候即使对某样东西不感兴趣或有些厌恶,但是也绝对不会在主人面前表现出来。也许在当时面对热情的苏联舰长,中国学员并不打算把心中真实的想法说出来,而只是出于礼貌的恭维一下而已。
莫斯科如此重视这次访问,不仅是因为在这次访问中将要签署两国政府间关于《军事技术合作的协定》以及《中苏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要》。这两项协定确定了苏联向中国出口军事技术装备,和转移技术工艺资料以及展开两军间军事合作的具体内容。此时的苏联,在很多方面已经陷入了困境。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在迅速瓦解苏联长达70年的政治经济体系时却没有奠定稳定过渡的有效政策,这导致了国家经济走向崩溃。
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包括航空工业在内的苏联军事工业。
苏联同意向外国出售现代化歼击机,不仅仅是一个争夺国际市场份额的问题,深层的原因乃是苏联经济衰退,以及华约解体造成的卢布货币经济圈瓦解带来的困境,苏联急于扩大美元货币的储备所致。这种努力在1986年已经开始,但却收效甚微。基于当时中国的状况,莫斯科认为北京有可能会成为苏联最具潜力的军事贸易伙伴。
据估计,苏联将会从向中国出口军事装备的交易中获得几十亿美元的资金。更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希望借这次对华军售打破当时对外军贸中的不透明和不健全局面,将军事贸易的控制权收回到克里姆林宫的手中。
莫斯科的急切下,苏霍伊的战机最终被决定向中国出口。决定在双方武装力量内部无一例外的引发极大争论。苏联国防部军事监察和总监团顾问、曾任驻越总军事顾问的盖纳吉·奥巴图罗夫大将情绪激动地打电话给新任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质问阿尔巴特军区的领导们是不是已经忘记了阿穆尔河沿岸的枪炮声!
曾经担任远东军区司令的亚佐夫大将则用毫不逊色的语气提醒自己的同僚,不应该妄图去干涉政治局的决议。两位脾气暴躁的苏联将军在电话里吵成了一锅粥,以至于最后不得不搬出总书记的总军事顾问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从中调停。其实,亚佐夫本人对于克里姆林宫的这一决议都感到有些吃不准,他曾经不止一次地(私下)对阿赫罗梅耶夫元帅抱怨:“您能保证中国人以后不会用这些该死的飞机来对付我们吗?”
作为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最终从阿赫罗梅耶夫元帅那里获得某种保证,在没有与阿尔巴特军区进行协商的情况下不会向中国出售重型坦克和自行火炮等陆战装备。至于出售飞机和防空导弹……既然政治局已经同意了,那就没有问题。况且,德高望重的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也已经打了保票,这就更没有什么问题了!
对于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来说这也的确不算是什么问题,因为当时让他烦恼的事情实在是数不胜数。
当在武装部队中享有极高威望的阿赫罗梅耶夫元帅进入克里姆林宫成为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的军事顾问之后,他在阿尔巴特军区的威信就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一点点地“消耗”掉了。那时已经开始了克里姆林宫、外交部和军事部门领导人之间的明争暗斗,在这场斗争中各方推行的都是自己的政策。
戈尔巴乔夫在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和外交部的一些其他人的支持下极力将“新思维”强加给将军们,迫使他们在裁军领域做出一个又一个的让步。
要知道,苏联军人并不反对结束敌对,但是始终坚持一条,即所有这一切要逐步、慎重、均等地进行,反对平民主义的冒险主义与明显的单方面让步。这造成了阿尔巴特与斯摩棱斯克广场之间越来越大的分歧和争论,他们之间的争吵贯穿了整个后冷战时期,一直到苏联解体。
酒桌上的最后较量
苏联末任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曾经对《红星报》记者讲述过这样一件事,他作为空军总司令陪同国防部和军事工业委员会代表团前往北京参加有关出售苏-27飞机的谈判。因为那个时候两国关系刚刚解冻,双方在相隔20多年后再一次接触都感到有些不太自在。某位阿尔巴特军区首长在宴会开始前大大咧咧地对中方接待人员说:“如果是点不着的酒就不要端上来了,那不是男子汉该喝的东西。”
沙波什尼科夫一看就明白,这是他们对外军事合作局的老把戏。从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主掌阿尔巴特军区时就是这样。苏联军事代表团总是以这种盛气凌人的态度对待印度、越南和朝鲜等兄弟国家的同行们,最拿手的一步就是要求在宴会上(正式宴会)端来高烈度的烧酒,然后当着目瞪口呆的主人的面一饮而尽。
虽然这些国家也不乏贪杯之人,但是考虑到人种的差异和所处经纬度的关系,能像俄国人那样痛快淋漓的豪饮者毕竟不是很多,更别说在一个国家的国防部或总参谋部中寻找这一类的酒徒。
曾经有很多次,我们的将军在宴会中放肆地讥讽印度国防部的官员而使对方难堪地下不来台,因为这些可怜的素食主义者这辈子也没有接触过有度数的饮品。有几次甚至作为代表团成员之一的沙波什尼科夫都感到看不下去,他觉得如果不是在印度教的熏陶下使当地人的性格较为温顺,同时,莫斯科又以非常优惠的条件提供米格飞机和萨姆导弹,他很怀疑对方是否会如此地忍耐。苏联元帅乌斯季诺夫似乎认为,首先在酒桌上击败对方是取得绝对心理优势的第一步,而这条怪异的法则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的一些军人和外交官。
宴会中,中方代表团中的一位看上去非常不起眼的参谋被指派为酒司令。那位身着空军制服的大校参谋是个瘦得像竹竿一样的家伙,如果穿着军大衣走在莫斯科的大街上,估计一阵风吹过来可以像风筝一样飞起来。起先我们还以为是中国同志舍不得那些茅台酒,因为我们听说这个品牌的烈酒在中国也很珍贵,因此才派出这样一位酒司令来糊弄我们。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那家伙喝起酒来就好像是头饮水的驴。最要命的是,他的最爱居然是将白酒和啤酒掺合在一个大水晶杯子里然后一口气干掉。
要知道我们俄国人是贪杯的民族,但是最怕的就是将伏特加和啤酒混合起来的“约尔什”。到最后整个代表团17个将军全都是被抬出宴会厅的。就这样,“乌斯季诺夫法则”被反过来用在了我们自己身上。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连沙波什尼科夫自己都感到有些好笑。在之后的谈判中,对方的姿态明显高出一大截。而我们的那些被灌怕了的将军们呢,一个一个灰头土脸的就好像是吃了败仗一样连说话都轻声多了。不过,在离开北京的时候,中方赠送了大量精美的礼品作为“战败者”的安慰。
成套的高档水晶工艺制品、精美绝伦的苏州刺绣、崭新的索尼摄像机和一些我们叫不上名字的电子产品。代表团的成员们简直乐坏了,要知道那个时候即使是一台二手的索尼摄像机在莫斯科基辅市场能卖到怎样的价钱,况且那个时候我们那些可爱的将军们还不是那么的灵光。况且中方做出的安排非常细致,当得知国际军事合作局的弗拉基米尔·伊舒特科将军第一个外孙刚刚满月的消息后,他们在赠送给伊舒特科的礼品中特意安排了一个跟真人一般大小的玩具毛熊。
曾在乌苏里斯克第127摩步师任参谋长的伊舒特科在机场的时候感动到几乎要当场哭出来,就这样,大家伙乐不可支地登上了塞满礼物的飞机,并在接下来的会谈中以一个几个当事人现在都不好意思承认的价格达成了合同……(文/肖云 系中国惯性技术学会会员,著有记录中俄军售始末的《日落共青城》系列丛书。)
本贴转自凤凰军事